2009年1月22日，85岁的梁羽生在悉尼去世。
就在几天前，身在香港的金庸才刚刚和梁羽生通了电话：
“金庸，是小查吗？好，好，你到雪梨来我家吃饭，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。你不要让我，我输好了，没有关系……身体还好，还好……好，你也保重，保重……”
金庸在《痛悼梁羽生兄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洲一次，跟他下两盘棋，再送他几套棋书，想不到天人永隔，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浓浊的语言了”。
定交
1949年夏天，广西青年陈文统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浙江青年查良镛。两人都出生于1924年3月，查良镛比陈文统仅仅大了12天。
陈文统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，经校长陈序经先生推荐至香港《大公报》投靠翻译，而查良镛正是当时的主考官。查良镛在60年后回忆称，“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，就录取了，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”。
梁羽生
在陈文统“变成”梁羽生，查良镛“变成”金庸之前，他们俩就是武侠小说迷。据两人共同的伯乐罗孚回忆，“（梁羽生）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的心得。这些人当中，谈得最起劲的就是金庸。两人是同事，在同一报纸工作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；两人有同好，爱读武侠，爱读白羽的《十二金钱镖》、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……很有共同语言”。
两人的同好还不仅于此，他们都爱下围棋，和时任《文汇报》副总编辑的聂绀弩一起杀得昏天黑地，还曾有从下午下到次日天亮的记录，惜乎当时三人棋力都很一般，典型的菜鸡互啄；他们甚至还经常一起喝酒，从下午就开始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大声聊武侠。
在这段快乐的友谊时光里，有两则相似的坏消息可能也让两个年轻人愈发感到是命运共同体：1951年，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、金庸的父亲查枢卿，双双被定位“反动地主”，在家乡被枪决。
出道
1954年年初，一则比武的消息震动了香港，白鹤派掌门人挑战太极派掌门人，也彻底改变了查良镛和陈文统的生活。
虽然这次来势汹汹的比武最后沦为互挥王八拳，但却成为了香港那一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。傅国涌在《金庸传》中写到，这场比武触动了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的金尧如，拍板在左派报纸《新晚报》上连载武侠小说，以改变销量的困境，同时以武侠小说对香港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。
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罗孚看中了武侠小说发烧友梁羽生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比武结束的第三天（1月19日），《新晚报》就发布了“本刊增刊武侠小说”的预告；1月20日，《新晚报》发表《龙虎斗京华》，署名“梁羽生”。
1954年1月20日，这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日，也是“梁羽生”这个日后风靡华语文化圈的名字诞生日。正如罗孚在《南斗文星高》一书中所说，“贪心拍武侠小说，如果不提梁羽生，那就真是数典忘祖了”。
1954年8月1日，《龙虎斗京华》连载完毕；11日，梁羽生的第二部小说《草莽龙蛇传》就紧接着连载于《新晚报》。
梁羽生已然暴得大名，当年和他一起畅聊武侠小说的查良镛此时还在安心做他的编辑，并没有什么“蠢蠢欲动”的意思。
1955年2月初，罗孚紧急通知查良镛，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已经连载完了，必须一篇新的小说顶上，而此时梁羽生顾不上，罗孚的意思是让查良镛“出山”试试。
据说查良镛是在“无奈”中应允了，但毫无头绪，只是报了一个《书剑恩仇录》的书名。
查良镛的出道和陈文统一样是无比仓促的。几天后，也就是1955年2月8日，署名“金庸”的《书剑恩仇录》便已连载出了第一期。从此，“金庸”诞生了，但当时可能谁也不知道，这在日后是一个超越“梁羽生”的名字，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无可争议的第一人。
一个是1954年1月20日，一个是1955年2月8日，梁羽生比金庸出道早了一年零半个月。
金庸
1956年10月，当梁羽生正在奋笔疾书他的第三部小说《七剑下天山》，金庸正在写他第二部小说《碧血剑》时，两人突发奇想，决心“双剑合璧”，写点武侠小说以外的东西，一同在《大公报》副刊上开设专栏《三剑楼随笔》，另外一剑是两人的共同好友——媒体人兼武侠小说家的陈凡（笔名“百剑堂主”）。
傅国涌在《金庸传》中写道：“三人轮流执笔，每天一篇，从文史掌故、名人轶事到琴棋书画、诗词联谜、神话武侠、歌舞影剧，上下古今，无所不谈”，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，每人各写28篇。
这应该是梁羽生和金庸两个好友，在写作生涯的唯一一次如此大张旗鼓的亲密合作吧。
笔战
时至1966年，定交已18年的梁羽生和金庸关系陷入了冰点，用傅国涌的话来说就是，“此时因左右壁垒，已不大来往”。
早在1959年，金庸就出于对左派的报纸的不满，创立了“不左不右，绝对中立”的《明报》。
1966年年初，罗孚力邀梁羽生在新办的《海光文艺》月刊发表一篇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“合论”，梁羽生怕引起误会，在罗孚的反复劝说之下，才勉强答应。但当时他们约定，如果有人问起作者是谁，由罗孚出面顶替。
然后就有了那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，署名“佟硕之”，洋洋洒洒两万字，从创刊号起，在《海光文艺》上连载了三期。
梁羽生在这篇评论的一开始就坦承，“开风气者梁羽生，发扬光大者金庸”。文中写道，“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（中国式的），而金庸则是现代的“洋才子”。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（包括诗词、小说、历史等等）的影响较深，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（包括电影）的影响较重”。
坦白说，梁羽生在这篇评论中已经尽量做到公允， “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，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”；“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土型侠客，佯狂玩世，纵性任情，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”。
梁羽生作品
梁羽生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吝溢美之词，但是对于“社会价值”，却颇有微辞。他以《天龙八部》为例称，“在（金庸）近期的作品中，由于正邪不分、是非混淆，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”，直指金庸“捧”乔峰为英雄是为侵略者说话，“模糊了敌我观念”，“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，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”。
梁羽生甚至“规劝”金庸说，“依我看来，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《书剑恩仇录》的路上才是坦途”，“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从《倚天屠龙记》开始渐渐转变，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，‘实迷途其未远，觉昨是而今非’，让我改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的一字来奉劝金庸，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？ ”。
与金庸相比，洪秀全的小老乡梁羽生写小说的确更“革命史观”点。小说里的正面人物基本都是起义者，皇帝基本都是暴君，说到朝廷那边的人动辄就是“鹰犬”；起义青年男女为了抗清大业走到了一起，为了政见不合斩断情丝；江湖不是终极关怀，民族大义才是。
这篇评论发表后，让梁羽生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。当《大公报》高层知道作者是梁羽生后，大为光火，认为梁羽生丧失了左派的政治立场，对金庸太客气，竟然还说他好话。当年梁羽生合金庸共同的好友，一同创作《三剑楼随笔》的陈凡此时已任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，他甚至认为梁羽生称赞金庸是犯了“原则性错误”，当心将来“死无葬身之地”。
左派“战友”光火也就罢了，金庸对这篇合论也极为不满，惹恼他的可能就是文中批评他有违民族大义，“混淆是非”的部分。金庸应罗孚之邀，在《海光文艺》第四期写了一篇2000字的短文《一个“讲故事人”的自白》。巧合的是，很多年后，同样陷入风波中的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，发表的演讲标题也叫“讲故事的人”。
金庸貌似已经猜到了合论作者是梁羽生，他反讽称“梁金”不能相提并论，“我写武侠小说，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，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，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，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”。
金庸有些话甚至显得很刻薄，他说梁羽生是一位“文艺工作者”，而他自己只是一个“讲故事人”，“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，羽生兄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”；“要古代的英雄侠女，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，来喊今日的口号，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？”
金庸与梁羽生
政治漩涡中的梁羽生明显也被惹恼了，他紧接着在《海光文艺》第五期发表《著书半为稻梁谋》，负气写道“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，没有养料，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已足”。
在梁羽生去世前，他与金庸就这场笔仗早已冰释前嫌，金庸在《痛悼梁羽生兄》一文中说，“许多人都指责梁羽生不该在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一文中批评金庸，有人的意见十分严厉，认为是人格上的大缺陷。我只好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，说明这篇文章是‘奉命之作’，不这样写不行，批评的意见才平歇了下去”，“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，他都只哈哈一笑，并不在乎”。
归隐
1984年，梁羽生在写完《武当一剑》之后，宣布封笔。在整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梁羽生共创作武侠小说35部，字数高达千万字。
12年前，也就是1972年，金庸已先行退隐江湖，留下了15本小说。
相较金庸，梁羽生也知道自己的创作“失之于多”，他当年在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中就自我批评称，“归根究底，恐怕还是他（梁羽生）写得太多的缘故，精力分散，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，这就很难部部都是‘精心杰作’了。站在读者的立场，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质不求量，少写一些的”。
我也是梁羽生的一个读者，站在读完他所有小说的读者立场，我和梁羽生自己有同感，在梁羽生小说中，我个人认为可以与金庸小说的平均水平比肩的只有《云海玉弓缘》和《萍踪侠影录》两本，《七剑下天山》因为是我第一本读的梁著，有情怀分，姑且也算上一本。
你要问我梁羽生和金庸谁是“第一人”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金庸。但是，作为“开风气之先”的梁羽生，在武林中也自有他的崇高地位。金梁金梁，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至于梁羽生和古龙谁是第二人，我觉得就见仁见智了，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选古龙，但我更偏向梁羽生。对我而言，梁羽生小说最大的意义在于，当读完了金庸小说之后，总是还想读点武侠小说，梁羽生此时就是我的最佳选择。相比古龙，梁羽生和金庸的风格更为接近，叙述手法更为传统，“转换”起来并不觉得突兀。
更何况，《七剑下天山》几乎就是我的武侠小说启蒙书了。
相比金庸小说的各自为战（‘射雕三部曲’除外），梁羽生小说给我最大的印象是，他在试图构建一个“武侠世界”，比如著名的“天山系列”，有14本之多（《白发魔女传》、《塞外奇侠传》、《七剑下天山》、《江湖三女侠》、《冰魄寒光剑》、《冰川天女传》、《云海玉弓缘》、《冰河洗剑录》、《风雷震九州》、《侠骨丹心》、《游剑江湖》、《牧野流星》、《弹指惊雷》、《绝塞传烽录》），相互的联系或紧密或疏离，但都是建构在统一的“天山派世界观”之下的。
封笔三年后，1987年，梁羽生迁居澳洲，据说理由主要是“老来从子”和看病。梁羽生晚年备受病痛折磨，其间皈依基督教。金庸后来则皈依了佛教，想来有些玄妙，以精熟中国传统文化著称的梁羽生去了澳洲信了基督教，被梁羽生称为“洋才子”的金庸却信了佛教，此间际遇，我等外人只有唏嘘。
金庸曾去探望病中的梁羽生，并留下一张纸条， “若需要帮助，我一定在所不辞”。
梁羽生没有找过金庸帮忙。
梁羽生去世后，金庸写了一幅挽联转交梁羽生夫人：
痛悼梁羽生兄逝世
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
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
自愧不如者
同年弟金庸敬挽
金庸说，如果梁羽生能亲眼看到这幅挽联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“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：‘明明金庸是我后辈，但他名气大过我，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。’”
“我和他同年，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‘自愧不如’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他嘴里会说：‘你自谦，自谦，好像下围棋，你故意让我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哈哈。’
2018年10月30日，“自愧不如者”金庸去世，享年94岁。这两位老友在天堂或极乐世界相遇时，又是一番棋盘大战吧。
“谁负谁胜出，天知晓”。
